親友來往走動，使得過年成為人們談婚論嫁的重要節點，今年春節期間，“三婚彩禮40萬元村民認為一點不夸張”“縣城彩禮從18.8萬漲到3個9萬9加房和車”陸續登上微博熱搜，可見，彩禮依舊是最受關注的婚嫁議題。

江西人丘平的婚禮就定在今年春節，他所在的尋烏縣，是省內平均彩禮最低的地區之一，但即便如此，一次婚嫁的彩禮金額也達到了“十幾萬二十萬”。

網傳的江西各縣（市、區）彩禮地圖顯示：上饒、景德鎮等地彩禮已達到50萬以上

提起 “天價彩禮”，江西總是首當其沖，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江西省政策頻出。

不過今年2月初，“江西撫州高彩禮會被寫上黑榜”登上熱搜，引發了公眾對于彩禮整頓措施是否合理的關注。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江西省全省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以行政力量為主導的彩禮整頓浪潮。

2024年初，#江西撫州高彩禮會被寫上黑榜#話題一出現，就沖上了微博熱搜榜/圖源：微博

根據澎湃新聞報道，2023年年初，江西省民政廳等14部門印發《關于開展農村婚嫁彩禮專項治理若干措施》(贛民發〔2023〕3號)，提出將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約3倍，作為彩禮限額標準。

隨后，江西多地發布了治理婚嫁彩禮的實施細則。如撫州市金溪縣要求嚴格執行農村彩禮限額，原則上不超過6萬元；廬山市也規定農村彩禮超出6萬元的，即為高價彩禮；新余市分宜縣確定彩禮最高限額為6.9萬元；南昌市新建區則要求農村彩禮控制在8萬元以內。

根據江西省統計局數據，2023年江西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58元，首次突破2萬元。這意味著，江西各縣市的最高彩禮限額通常在6萬元上下。

彩禮不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聽起來頗為合理，但在實際落實中卻沒有那么容易。

“6萬彩禮要控制太難了”，丘平說，“我對象的父母要彩禮其實更多是為了面子，因為小地方真的會經常聊這些，但結婚后會一部分返還家用。”

在農村，彩禮被用來衡量男方家庭對女方的重視程度，它的多寡不是家庭內部的秘密，而是放在臺面上公開討論的話題。彩禮作為嵌入中國鄉村肌理的傳統風俗，金額多少、怎么變化，是約定俗成的結果，自然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行政指令或許能取得一時的成果，但真的要把江西彩禮打下來，恐怕功夫不在一朝一夕。

1

整頓彩禮，高招頻出

江西彩禮高不是一個新問題，有關它的治理也由來已久。早在2018年，江西鷹潭貴溪市法院曾擬定村規民約規定，彩禮金額限定在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倍之內。以當時的標準計算，彩禮限額約在10萬左右。

如今江西民政廳提出更加嚴格的3倍要求，可見全省治理高額彩禮的決心。

回顧過去一年，江西各地為了整頓彩禮十分努力，從宣傳、鼓勵，到懲罰，打出了一套組合拳。

2023年1月，在“江西女友向上海男友索要1888萬元天價彩禮”假新聞四處傳播的同時，江西省吉安市遂川縣戴家埔鄉召開了一次適齡未婚女青年座談會，參會的30名各村適齡未婚女青年簽訂了“抵制高價彩禮承諾書”。

在青年座談會之外，“抵制高價彩禮”成為江西一些地區的日常宣傳活動，比如撫州市民政局曾開展“不要彩禮要幸福”主題宣傳月活動；信豐縣民政局則下鄉巡演“抵制高價彩禮倡導文明新風”主題活動，志愿者在現場發放倡議書。

撫州市民政局“不要彩禮要幸福”主題宣傳月活動/圖源：撫州民政

為年輕人的婚嫁實踐引入新規范，是整頓高價彩禮的另一種手段。

江西省民政廳官網的一篇文章披露，為了遏制“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婚喪陋俗，南昌市在2023年“建立2127個紅白理事會，做到紅白事操辦100%登記造冊，指導1544個行政村修訂村規民約，將彩禮限額、紅白事操辦標準納入村規民約”。

彩禮是鄉村習俗，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動用了因地制宜的智慧，有關彩禮的整頓充滿了鄉土社會的氣息。

贛州的全南縣是客家人的主要聚集地，過去一年，全南縣97個村（居）建立了“喜事管家”服務機制和“特邀嘉賓”證婚機制，喜事管家由村支書、婦聯主席和群眾推舉的村里德高望重人士組成，一般是5-9人，50%以上為女性成員，對婚嫁全過程包括彩禮金額、婚禮籌辦進行規則的制定；并對發現的高彩禮現象進行勸阻。

特邀嘉賓機制，指的是請來村干部、道德模范等人定期為新人舉辦頒證儀式、出席集體婚禮，建立新的證婚制度；全南縣陂頭鎮還精心挑選20余位“低彩禮、零彩禮”家庭典型代表，組成“婚俗新風尚”媽媽宣講隊，每周輪流到示范點宣講。

2023年5月20日，全南縣舉辦“傳承紅色基因 倡樹文明新風”愛國主義主題集體婚禮/圖源：當代江西

根據全南縣人民政府公開信息，通過創新姻禮遇模式，全南縣的結婚流程由原來的13項縮減為5項，嫁娶費用平均下降2.8萬元，全縣“低彩禮”“零彩禮”占比73%，境內瑤族村低（零）彩禮比例高達90%。

全南縣倡導婚姻新禮俗的做法，入圍了農業農村部第四批全國“文明鄉風建設”典型案例，向全社會推介。

2

獎懲并舉

不過正如本地人丘平所說，行政力量想要干預兩個家庭之間協商好的婚嫁禮金，難度很高。

僅有活動宣傳、新規引領還不夠，為了引導低彩禮、零彩禮，江西一些地區獎勵與懲罰并舉。

贛州市安遠縣的做法是向實行零彩禮、低彩禮的家庭推出禮遇機制。

根據“文明贛州”的消息，低彩禮指的是男方給予女方的禮金不超過5萬元。除了低彩禮之外，該機制還對婚宴標準做出規定，要求婚宴不超過10桌，婚車不超過3輛，婚宴標準每桌不超過500元，禮金不超過200元。

安遠縣“零彩禮”“低彩禮”禮遇卡/圖源：安遠新聞

安遠縣民政局副局長廖新興曾在采訪中表示，認定“零彩禮”“低彩禮”，需要經過村、鄉、縣民政局和縣婚嫁領域移風易俗工作領導小組審核，以新人結婚時簽訂的紅單為依據，同時還會調查女方及其父母的銀行流水。

而符合條件的家庭，將獲得9個方面的正向獎勵，其中包括新人家庭最為關心的優先子女就讀、享受果園水肥一體化補貼，除此之外還有頒發榮譽匾牌、享受創業補貼等獎勵。

以激勵為導向的禮遇機制效果顯著。廖新興表示，到了2023年年底，安遠縣的平均彩禮水平與2023年一季度相比，降低了8.4萬。

從心理上說，相比于喜好收益，普通人更加厭惡風險。人們可以選擇對獎勵機制視而不見，但只要涉及懲罰，坐不住的人就變多了。

為了監督彩禮的執行情況，江西撫州設置了道德紅黑榜，如果某戶出現高彩禮情況，就會被寫到黑榜上；選擇零彩禮的家庭則會被放在紅榜上當作示范。

江西萍鄉源南鄉源溪村的道德紅黑榜/圖源：央廣網

憑借一系列整治彩禮的措施，撫州在去年成為江西彩禮降幅最大的地區。但紅黑榜的做法，在網上引發了爭議，央廣網對此評論，鄉村政策應充分正視鄉村地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不只是在網上，撫州當地也曾出現過對懲罰舉措的不滿。2023年7月，撫州黎川縣民政局公告，接受全縣干部群眾有關高價彩禮的投訴舉報。

高價彩禮的定義同樣依照了江西省民政廳的三倍規定，黎川縣2022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88萬元，也就是說，只要彩禮超過5.64萬元，就可能被舉報。

通告一出就遭到了當地群眾的抵制。根據頂端新聞報道，許多黎川縣女性致電民政局，認為這一舉措只考慮了男性，當地民政局一名工作人員也承認，此舉“確實也是依據下面（農村地區）很多找不到對象的男孩子的要求”。

因舉報設置不合理，黎川縣民政局隨即撤銷了該通告。

3

彩禮是一個經濟問題

不只是山西，全國多地都推出了整頓彩禮的舉措，比如河北平鄉縣在2023年11月發布“抵制高價彩禮 推動移風易俗”倡議書；山東宣傳在2023年12月發表文章《莫讓天價彩禮擋了“幸福大道”》。

彩禮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個普遍現象，根據谷雨數據發布的《2020年國人彩禮調查》，中國有超過七成（73.8%）的婚姻收過彩禮。而從全國范圍來看，江西省的平均彩禮并不是最高的。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李佐軍、王炳文整理的數據，全國平均彩禮金額最高地區前三名為浙江、福建、黑龍江，江西省以13萬元排名第四，但考慮到江西省當地的人均收入情況，動輒十幾二十萬的彩禮確實對普通家庭來說確實是莫大的負擔。

全國各地彩禮金額/圖源：文明江西

上述調查顯示，有四成家庭因為彩禮禮金問題發生過矛盾。近幾年來，由傳統彩禮問題引發的現代社會糾紛頻繁進入公眾視野，什么算高彩禮、離婚后彩禮怎么處理等問題，為法律提出了新挑戰。

從2024年2月1號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正式施行，該規定表明人民法院認定彩禮金額是否過高，應綜合考慮給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給付方家庭經濟情況以及當地習俗等因素。

并且，雙方在還沒有辦理結婚或已經辦理結婚但共同生活時間較短、且彩禮過高的情況下，一方若請求返還彩禮，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彩禮返還的比例，這些情況包括了彩禮數額、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

種種針對高價彩禮的舉措，表明彩禮問題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地步。但高彩禮更像一具病軀的表征，內里才是更加本質、亟需重視的問題。

高彩禮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男多女少的結果之一。根據“江西發布”的數據，到2022年年末，江西省總人口性別比為106.92（女性=100），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151.52萬人。

在“剩余”大量光棍的同時，現實中對生育男孩的偏愛卻沒有減弱。根據智谷趨勢整理的數據，2020年，江西省共11個地級市的三孩性別比都超過了150，這是一組明顯異常的數據，意味著現實中本該消除的性別篩選仍然存在。

江西省人口普查年鑒-2020/圖源：智谷趨勢

中國是性別失衡問題存在最久的國家之一，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一定程度上來源于父權制下農村女性生產的經濟效益不如男性的事實——除了長久以來土地“分男不分女”的做法，在婦女從事默認的家務勞動的時候，男丁可以外出賺取更高的收入。

當生育一個男孩可以獲得更高的經濟、社會回報時，它便自然而然成為人們務實的選擇。

也由此可見，女性歷來在農村不會獲得太多回報，一旦她們在現代社會獲得流動的自由，就更愿意外出尋找勞動機會。適齡女性的外流，使得本就不平衡的性別比雪上加霜，只要經濟發展差距存在，相對貧困省份的勞動力就會被周圍省份虹吸。

有關彩禮的存在，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理論是婚姻償付，即彩禮是男方對女方家庭失去一個勞動力的補償。這一理論在今天已不完全適用，根據丘平的現身說法，在江西城鎮，女方家庭通常會以一輛汽車作為嫁妝，因此男方家庭的“損失”并沒有那么嚴重；而在一些重男輕女色彩仍然濃厚的地方，彩禮仍然會被女方家庭視為“最后的保障”。

貧困與彩禮價格的不斷抬高是一道惡性循環，正是因為家庭貧困，男子需要支付更多的彩禮才能找到心甘情愿與之結婚的女人；而貧窮也讓女性愈發期望通過婚姻改變現狀，進一步要求更高水平的彩禮。

高價彩禮問題有其背后的復雜因由，若想澄源正本，恐怕要選擇一條更實在的——即便往往也是更困難的道路：推動性別平等，發展經濟，振興鄉村。